在一個全球公共論壇飽受「後真相」（Post-Truth）和極端黨派化困擾的時代，台灣媒體版圖上出現了一本極具哲學野心的出版物—《台北人》（The Taipei-er）。它不僅是一個媒體新創公司，更是創辦人孫中曾博士（Dr. Sun）對其所診斷的**社會知識衰退（Epistemic Decay）現象，所發起的一場近乎存在主義式的文化反抗 。
《台北人》的創立，遠非對市場趨勢的順應，而是一種對時代終結的先驗性焦慮的具體回應 。它試圖在一個被描述為「中華民國快要亡國了」的緊迫背景下 ，透過知識分子的集體發聲，來搶救和存檔社會的獨立思想生命線 。
知識階級的缺席：對「法蘭克福學派」精神的呼喚
《台北人》的核心哲學，是對台灣當代媒體生態的診斷：一個「知識真空」，以及知識分子的系統性邊緣化 。
- 媒體批判理論的實踐： 孫博士的批判精神深受法蘭克福學派（Frankfurt School）和新馬克思主義（Neo-Marxism）的影響 。他認為，當前的媒體環境已經退化成一種「文化工業」：政治談話節目提供的「R稿」（預先準備好的腳本），像是一種知識的異化工具，剝奪了知識分子的獨立思考和自主性 。
- 「文明的恥辱」： 這種讓具備深刻觀察能力的學者噤聲、或迫使他們背誦他人觀點的現象，被孫博士視為一種「恥辱」。他創立《台北人》，即是為了阻止這種「缺乏獨立思想空間的恥辱」成為一個時代的註腳1。
- 知識的自由主義底色： 儘管創辦人個人政治傾向被標註為「藍」營（追隨孫中山），但他將該出版物界定為「非常 liberal」（非常自由主義）且「稍微偏左3。這體現了一種信念：真正的自由和批判精神，必須是超越單一黨派、對多元觀點開放的 。
城市的鏡像：《紐約客》與「菁英論壇」的重建
《台北人》以《紐約客》（The New Yorker）為藍本，這不僅是形式上的模仿，更是一種深層次的文化建構的抱負。
- 城邦精神的鑄造： 《紐約客》在全球範圍內被視為「獨立、自主的思想精神」的標準。孫博士希望《台北人》也能為台北這座城市發揮同樣的「根本功能」。它意圖成為一個「菁英論壇」 ，透過深刻的反思、分析和論述，幫助台北的社會、文化和政治來理解和定義自身。
- 「無歉意的」地域聚焦： 儘管面臨可能疏遠其他地區讀者的質疑 ，創辦人堅持將重點「毫無歉意地放在台北」 。這是一種哲學選擇：只有深入、精確地紮根於一個具體的「城邦」，才能展開普遍而深刻的對話。
存在的價值：反市場化的「純粹行動」
《台北人》最激進的維度，在於其對商業成功的公然拒絕 。
- 對功利主義的反叛： 創辦人明確表示，吸引廣大讀者或獲得商業成功「並不是主要目標」。他準備自掏腰包，資助第一年的印刷費用，即使「雜誌可能賣不出一本」。這將項目從一個商業計畫，提升為一種「純粹行動」（Pure Act）。
- 知識的「天命」（Calling）： 孫博士將其視為個人的「天職」（calling） 。他對成功的定義極其哲理化：項目的成功取決於它的存在本身，以及完成其創造知識表達空間的使命 。
- 以終止來定義成功： 這種立場的最終考驗在於，如果一年後它因缺乏支持而結束，創辦人不會視為個人的失敗，而是社會未能珍視這樣一個平台的「失敗」。這是一種「輸贏皆贏」的辯證法：它的結束本身，將成為對時代知識價值觀的批判性證明。
挑戰公共記憶：「木之民」與歷史清算
在內容上，《台北人》規劃的幾個板塊，體現了對歷史和記憶的深刻介入。
- 超越「歌功頌德」： 「木之民 – 墓誌銘」（Muzhimin）板塊 旨在對已故重要人物進行「更真實、批判和如實」的側寫 。它直接挑戰漢文化中對逝者要麼「歌功頌德」 、要麼苛刻批判的二元對立 。這是對公共記憶淨化作用的實時反叛 。
- 回歸真實事件： 「清算」（Historical Reckoning）特寫受到《紐約客》對城市報導的啟發，旨在深入探究台北重大建設和事件的「實際歷史」。它試圖「回歸到最真實的事件」，在複雜性中尋找歷史的真理，而非黨派敘事的簡化。
結語：從「知天命」到時代的呼喚
創辦人以自身的資源和信念發起了這場反抗 ，他的行動本身，呼應了古典哲學對自我與世界關係的探求：
「五十而知天命，六十而耳順，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。」
只有意識到年紀與經驗累積之間的真實感受，才能知道與外界（就是生活的世界）的限制和無能的界線， 所以，五十知道了能夠達到最大的可能，這也是「知天命」的界線；也在積累更多的生命經驗與相關的因果關係後，才能明白他者（others）的那些種種處境。不會因為外在的因素，而影響自己所有的存在狀態，而到最後，才能順著心的所在而能順著事的所以而自然的明白所有與所以。
《台北人》的創立，便是這樣一種在「知天命」後，嘗試在時代的限制中，達到知識傳承之最大可能的行動。它將知識的獨立性視為一種「存在狀態」 ，試圖以深刻的論述來理解「他者」的處境 ，最終目標是達到一種不被外界喧囂所影響的「耳順」之境 。
在一個數位內容轉瞬即逝、媒體兩極分化的時代，一個致力於深刻、獨立思想的空間能否站穩腳跟 ？孫博士正用自己的資源和信念賭上一個堅決的「真理」 。
作為這場社會實驗的見證者，我們不得不自問：當一個知識的殿堂向你開放，你，是否還願意為獨立思考貢獻一份心力，或者，你寧願讓這份「文明的恥辱」成為我們的共同結局？